自2018年的中美贸易纷争开始，为长期在担任全球工厂角色的中国大陆投资的业者们敲响了产线移转的第一声警钟，然而2020年初因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影响，更是让全球的业者重新思考单一供应链风险的问题。
虽然基于地缘政治风险及企业经营等角度考虑，再加上产业型态转变等因素，在地化生产或许将成为今后制造业的新型态，但是，在此之前，产业，尤其是电子制造业，对中国的倚赖，却依旧是必须承担的风险。
每当市场提到电子制造业的产线移转时，一定会提到的鸿海集团。根据董事长刘扬伟表示，其生产线的产能有75%在中国地区，剩下的25%则分散于全球各地。虽然，从创办人郭台铭时期就曾表示，将会在整体产能上进行全球布局的重新调配，但如果不能先对鸿海目前在中国的布局有所了解，则难以进一步分析其移转的可能。
根据初步统计，鸿海在中国投资30余年，从珠三角、长三角到环渤海；从西南到中南甚至是东北，建立了30多个科技工业园区。包括在华北的北京、秦皇岛、廊坊、天津、太原、晋城；华中的鹤壁、濮阳、济源、郑州、兰考、武汉、长沙；华东的烟台、菏泽、淮安、南京、无锡、嘉善、昆山、上海、宁波、杭州、安庆；华南的南宁、广州、佛山、中山、东莞、惠州、深圳；西南的成都、重庆、贵阳、凯里、贵安，以及西北的兰州，东北的营口、长春等地，都设有规模大小不等的厂区。
而从产品与地缘关系，大致可以分成几个重要区块：
最受外界知悉的是鸿海位于深圳的生产基地，不过外界一般讲的深圳厂其实是包含了龙华与观澜两大厂，龙华是鸿海在中国的第一个生产基地。不过，目前随着产业环境的改变，龙华厂也逐步将生产线往中西部的厂区进行分散，目前主要以保留与研发相关的单位及集团的中央部门。不过，因为龙华厂毕竟是集团的发源地，因此各事业单位仍在厂区内会保有些许的产能，只是这些产线多半会专注在新技术、新应用等新创产品的试产之用，一旦进入量产阶段，还是会交由量产厂区进行负责。
观澜厂，主要是为了承接智能型手机的生产为主。包括美系客户的智能型手机新品，基本上都是要先从观澜厂进行样品验证完成后再交付其他厂区进行大规模量产。由于主要技术核心多半出自于观澜厂，因此先前外界也曾传言，深圳的智能型手机产品，在生产良率上会相对更高于其他厂区的因素之一。
其他像是邻近的东莞、佛山、惠州等厂区，则有的是早年生产数字相机的重要基地，近年来的规模则已经不如过往。
虽然，外界讨论到手机组装，最先想到的多半是郑州厂，不过，鸿海在太原，也有一个与智能型手机产品息息相关的厂区。除了拥有手机组装的产线外，太原厂因为拥有金属机构件、机壳、散热件及精密模具的生产单位，也可视为是个人计算机、笔记本电脑及智能型手机等产品的产业重要供应链。
目前智能型手机的主要生产基地，则是以郑州厂为主，鸿海的郑州科技园主要生产计算机、通讯产品、手机、消费性电子等零组件、机构件及系统软件为主，而鸿海的郑州厂泛指了航空港厂区、经开区厂区及中牟县厂区这3个主要厂区。据了解这3个厂区负责50%以上的智能型手机产品组装，颠峰时期可容纳约35万~40万名员工。
除了郑州的组装之外，以郑州为核心，向外辐射的济源、晋城、鹤壁、濮阳、兰考等厂区，因为地缘因素，也都分别为郑州的智能型手机生产扮演了供应链支持与协助前制程加工等的卫星厂角色。其中又以晋城厂区，历经多次扩充后，目前已经是鸿海集团内像是机器人、精密切削刀具等高附加价值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
对于精密切削刀具的投入，先前鸿海曾多次对外展示，目前在高精密切削刀具上的研发成果，据了解目前鸿海在切削刀具的发展上，已经获得相当成果，除了在集团内部提供部分产线的生产需求外，也有对外在不同产业应用上的开发。
除了智能型手机之外，鸿海在包括液晶电视、游戏机等产品上也都是位居全球领先的地位，而这些产品主要是出自鸿海的烟台厂。据了解，烟台厂目前是山东半岛上最主要的3C产品生产基地，生产项目除了手机产品外，还包含了游戏机、液晶电视及面板模块、智能机器人、数字光学产品、小家电、机顶盒、播放器，及精密光学镜头模块、PCB等关键零组件产品。其重要性不亚于上海或郑州。
而重庆厂所负责的笔记本电脑产品，先前也是鸿海集团重要的项目之一。不过，重庆厂区后来因为在产业发展趋势等不同的影响因素下，目前的规模已经不像是2014~2017年时的那样风光。
另外，平板计算机也是近年鸿海重要的项目之一，而位于成都的厂区，目前则是最大的平板计算机生产基地。因为平板计算机在市场上的成长持续维稳，所以成都厂在平板计算机之外，也同时从事计算机、通讯、消费电子、数字内容、汽车零组件等产品的开发生产；另外，据了解，成都厂近年也开始接手中国智能型手机品牌业者的相关生产订单。
位于上海、昆山一带的厂区，包括昆山、松江、淮安、杭州这些厂区，多半都是以生产连接器、机壳、模具等电子零组件产品为主，另外也有因为早年购并因素，所以也进行部分像是无线网卡，路由器，蓝牙模块等通讯类产品的生产。不过，由于这些厂区近年因为开发等不同因素，多半都仅能维持在一定规模。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鸿海先前在陆家嘴的上海总部大楼，自从2005年鸿海取得土地之后，一直到2012年才奠基，虽然已经完成大楼主体的建设，而且已经有部分楼层开始使用，但是实际的用途与原先规划的目的之间是否出现更动，目前还不太清楚。鸿海本身对外也从未宣告过上海总部大楼启用的相关讯息。
另外，鸿海在2017年启用的安庆厂，主要是负责自动化精密数字控制及伺服电机等领域研发和生产，为注塑机、数控设备、驱动控制及电动动力系统提供解决方案。同时，也是集团旗下赐福科技、云智汇等子公司与西门子共同合作进行智能化生产线的示范场域，对于鸿海近年来不断强调的自动化、智慧化、工业物联网等发展方向，有相当密切的关连。
至于在这次疫情发源地武汉，鸿海的武汉厂算是在中部相对较大的厂区，也是最大的桌上型个人计算机生产基地。除了个人计算机与早年的数字相机之外，武汉厂主要产品还包括了讯息系统整合与服务，在个人计算机外，像是自动贩卖机等产品的自行设计、模具开发、成型、冲压、表面处理、组装、检测等能力。此外，武汉厂也是鸿海在光机电产业上的重要投资基地。
综观对于鸿海在中国各地厂区的概述，不难发现，鸿海长期在中国进行投资，背后思考的不仅是产业发展与客户的需求，也与中国的整体发展规划有关。
毕竟，鸿海一旦在某地区设厂后，带来的不仅是对就业率的保证，也是对当地经济数字的挹注。直到今天，鸿海仍是许多省分的最大投资者，同时在进出口的贡献数字上，也遥遥领先其他业者。这也是为什么当鸿海面临缺工与招工困境时，地方政府会倾力协助各项安排的原因。
虽然这种优势，近年来在沿海地区已经不是这么强势，但对中西部省分而言，还是拥有一定的魔力。所以，鸿海一旦想要将产线外移，首先要面对的将会是来自各地方政府的挑战。虽然，近年有部分传言，认为鸿海在中国的风光不再；不过，就这次疫情发展情况来看，鸿海能在第一时间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知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担任集团的防疫及复工总顾问，对集团进行无偿指导一事来看，鸿海在中国目前还是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及影响力。
再者，移往何处，则是另一个要考虑的重点。虽然，现在产业界都在思考，怎样将产线/产能移往中国之外的第三地，或是顺应客户需求，从事在地生产的规划。
但就现实面而言，中国目前已经不仅是全球工厂，更是全球产业供应链的聚集地；拥有的不仅是庞大的劳动力，更是大量关键零组件的出口国及市场。
单一供应链的风险确实需要考虑，但重建另一条供应链所需要的时间与经费要从何而来，甚至是相关供应链业者要从何而来，更是业者心中盘算的考虑点。
当然，如果品牌客户们愿意减少5~10%的利润，而终端市场消费者们，也愿意以高于目前售价30~50%的价格来取得产品，一切自然有讨论的空间。反之，若客户不愿意让利，消费者也不愿意接受较高的售价，想要完成产线的全球布局，就要花更多的时间与代价。
